语文课里有人生 读《我们的语文课》

2019-03-11 11:58:26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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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文课》 王丽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众所周知,母语的博大精深和汉字的独特魅力及其包含的文化底蕴,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近期阅读了由“源创图书”策划、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语文课》,我对这个判断更加深信不疑。这本书收录了70多位在我国各行各业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回忆自己中小学时期语文课的情形。他们出生于上个世纪10至70年代,有的在提笔作文时已是耄耋之年,最年轻的作者也已年过半百,他们回想起自己的学习经历,“在各门课程中,最感兴趣的是语文课”!对语文老师的教诲也是那么的亲切而又难忘,很多作者毫不讳言,几十年前的语文老师,就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

语文课里有兴趣的激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中小学生而言,这句话的作用尤其明显。懵懂的儿童少年走进校门,靠什么去收住他们惯于撒野的心呢?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周汝昌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语文水平可以说是衡量一个人的‘第一标准’。”他回忆起自己小学语文入学第一课,课文即“人”“刀”“尺”。他认为这些只教单纯识字的冷冰冰的语文课,没有关注到孩子的好奇心,激不起孩子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真正的原因是这种课本不大懂得学童的智力发展特点和语文学科的发展要求,只从成人的‘想当然’出发而把这一最重要的奠基教育弄得那么简单乏味。”周先生的这番话从反面告诉我们学习语文要以学生的兴趣和感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周汝昌认为,教学是一门艺术。既是艺术,要会教,而不是会“表演”;是了解学生,尊重学生,用各种适宜有效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接受力,而不是“教训”“灌输”什么教条和现成的死知识。这样,语文课就不再“没意思”了。

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元骧先生回忆起自己当年能爱上语文,首先就是出于兴趣,而这个兴趣,又是由语文老师激发的。王教授写道,他的语文启蒙老师叫戴汉节。他的第一节语文课没有按照课本的编排次序讲,而是和学生一起学习《落花生》。“他就从容不迫、娓娓动听地朗诵和讲解起来。我一下子就被课文的内容吸引住了。经戴先生这一讲解,只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有生活情趣,也非常平易亲切。”以至多年后,王教授还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追忆当时听课的心情和感受:“戴先生的声音也很优雅安详,就像一股山间的清泉,幽幽地流淌出来,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使我们像是沐浴在春风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复苏的喜悦。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棵吸足了甘泉和阳光的小草,似乎一下子长高了不少。”王教授说:“这不仅是一堂语文课,而且也是一堂进入人生、进入社会的始业教育课!”

语文课里有学识的引领

上个世纪的绝大多数教师,自身富有深厚的学养。在一个有着“身教重于言教”传统的国度里,教师很容易成为学生为学为人的标杆。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诗人邵燕祥先生,对自己的小学、中学语文老师的记忆是那么的清晰。几十年过去,他还记得这些老师的名字,并写道:“我遇上了好老师:小学的王法章、吕象新,中学的仇焕香、浦克刚、闫振盖。他们没有把国语课或国文课变成讲大道理的枯燥说教,也没有生硬传授文章作法,而是循循善诱地指引我们在克服语言文字的障碍之后,对课文进行欣赏。”这些老师为什么能做到这些?一是自身深厚的学养,使他们懂得教育就是“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二是他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深刻把握,语文就是以文启智,以文“化人”。

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这样说,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诗人孙玉石先生回忆起自己的中学学习经历:“我很喜欢诗,后来走上研究诗歌的路,与皮杰老师(高中语文老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皮杰老师是个诗人。有一次,在我们上高一的时候,他在课堂上拿着一本刚刚出版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给我们朗诵了他发表在那上面的一首诗。这首诗是送给志愿军赴朝慰问团的,题目和内容现在都记不清了,但那时引起的我内心隐秘的羡慕、激动,至今都没有忘记。”在老师的介绍和鼓励下,“我偷偷地学习写诗。如饥似渴地读着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艾青、郭沫若、闻一多的作品。自己的习作,有时也会大着胆子,羞涩地拿给他看,他会认真地给我提意见,告诉我怎样努力”。就是在诗人老师的引领下,孙玉石成为著名诗人和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专家。

语文课里有人格的力量

语文教师不仅要有厚实的学养,还要展示出爱心、责任、正义等人格的力量。唯其如此,学生才对语文老师终身难忘。出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仁珪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详细记叙了三位语文良师对他的教育。他特别写到高中时遇到的马钧老师,马老师出生于香港的富商家庭,后来毅然“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但不幸又被打成“右派”。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才生,才华横溢,浑身上下透着精干。他教学生作文,从不搞命题作文,学生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批改的方法更独特,篇篇都是“满江红”,不但最后有总评,而且文内有许多修改和批语,大至段与段的关系,小至词语的使用,无不详加批改,并适当地加入一些称赞语,以资鼓励。赵教授写道:“他使我在原来已领会的道理上,进一步懂得想学好语文,做好作文,还必须有更广泛、更扎实的学识作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从马先生那里不但学会了怎样作文,而且学会了怎样做人。”

当代著名女作家申力雯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自己的中学生活时,写到她的语文老师张仲立:“她身着长长的裙子,衬着修长的身材,挺拔得像一棵春天的白桦树。她的干练、洁净和美丽令我十分愉悦,最令我们高兴的是她总是能结合课文给我们讲一些故事、寓言和成语,她从未让我们刻意去记住一个词,而是让我们造句或编故事,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便有了创造性和活力。”张老师鼓励学生多看课外书、多看电影,她还亲自导演话剧,让学生参与其中,体验剧中不同的角色。女作家写道:“虽然初中只有三年,可当岁月渐渐逝去,我才发现这段生活对我具有异常的渗透力,并像雾一样弥漫开来,渗透到我的生命中,至今我对文学的热爱、气质的形成都首先来源于这段生活的熏染。”可见,老师的人格力量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陈文 作者单位:湖南省浏阳市教育局)

责编:张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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