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博士后卢玮静:公益的真实面貌

2019-02-26 11:13:05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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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3日,卢玮静博士接受了“小白杨在成长记者团”成员徐彦忱、张博远、张朔津、王嘉宁和中国传媒大学记者团首席记者何恬恬五位记者的专访。卢玮静老师通过大量的案例和理论阐释,回答了“公益的真实面貌,家长和青少年应该如何认识公益,如何参加社会公益,参加公益活动我们收获了什么?”等问题,从公益文化建构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为青少年和家长朋友参加公益活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卢玮静,中共党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博士后、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理事、民政部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专家,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博士毕业,研究方向包括非营利组织管理、社会治理、政府购买,担任多个平台政府购买、公益项目评审专家。出版著作包括《基金会评估:理论体系与实践》、《从政府公益到社会化公益》、《水环境保护中的NGO:理论与案例》等,并发表多篇学术文章。

“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

可能许多人都对“公益”这个词赋予了高尚的含义,也有少数人是一种警惕的清晰。大家对公益这种力量既好奇,又对其中包含的善意有着亲近和向往。那么公益究竟是什么?卢玮静老师,讲述了她和公益的缘分与故事,带我们揭开公益的神秘面纱。

卢老师谈到自己从事公益的心态变化,“我在最开始是从一个比较纯粹的善心角度来做这件事情的,看到人与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想要从类似于高尚的角度出发。另外一种也会怀着公益的、平等的权力观,觉得公益是去争取弱势群体的权利。”

但随着深入了解和投入,卢老师说“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公益不是施舍,不是一方高高在上而另一方卑微伏地(这实际上是建构上下之间的不平等),而是要有赋权和增能的思路。然受益对象发生改变,传递温暖和力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公益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社会资源的递送和流动方式。这种递送和流动不是加剧人们的养懒或依赖的心态,也不是加剧不平等,而是让受益人和外部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给他们更多的进入现代社会的机会”

同时,卢老师所在的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做公益评估及研究的机构,他们的团队也经历了一番探索和成长。最初团队的成员大多都是学生,面临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但真正要做一家公益组织,要有固定的团队,一切从零开始。

做到现在,团队里16个全职人员,每年受政府委托要评估100多家社会组织的等级评估,400-500个政府购买的公益项目,20-40个国内品牌的公益项目(例如免费午餐、爱佑童心、9958儿童紧急救助等等),还要涉及一些行业政策的推动和标准建立等内容。“做到后来,会发现这是这批学非营利组织管理者自己开着组织管理和实践探索的基地,也是他们的共同体。

机构前三年快速发展,每年的规模都是上一年的三倍,它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以及管理上的工作要做。尤其项目越来越多,管理上的压力和各方面的成本全部都会增加,慢慢就会面临规模化的压力。很多人希望我们做得越来越多,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到一种迷茫之中——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接更多的项目吗?把机构规模越做越大吗”

在接受大量工作时,每个人被事情带着跑。于是在一番取舍之后,他们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调整,设立了自己的边界,明确了自己实践研发的专业特长,定位了机构的发展思路,不是简单地对事情进行复制增加实现规模化,而是将机构的专业体系更好地嵌入到公益领域和政策之中,实现真正的嵌入,进而实现所谓的“规模化”。

“公益是最后回归到每个人生命的过程”

卢老师在谈到与孩子相关的话题时,露出了亲和温暖的笑容,她说一方面现在公益行业聚焦到儿童身上的力量比较多,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喜欢与孩子相关的公益内容,所以就在儿童教育领域投入比较多。

谈起项目和孩子们的变化,卢老师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从最简单的讲起,就是我们去年去到一个新疆的哈萨克族的小学,很偏远,但是那边的孩子特别阳光可爱。我们当时做的是一个‘温暖包’的项目评估,在冬天的时候,可能给孩子们送了一份非常温暖的礼物,他就会感觉到一份来自外界的关爱。”

再往上就不仅仅是资金和物质上的支持以及简单的关心,而是拓展孩子们的视野,让孩子内心真正强大起来。她作为理事的慈弘基金会有个项目叫“幸福课”,北师大教育学部的老师带着团队将美国的“健康与幸福”课程本土化并带着老师做了进一步研发,使之适用于甘肃农村的孩子。项目会先让老师们感受到幸福是什么,再去教孩子们,使孩子们能够不单单以世俗上的成功为标准去衡量自己的幸福,在自己的家乡也能把生活过得很美好。

卢老师举例说,有一节课是问孩子们“压力来了怎么办?”,于是老师们引导孩子通过绘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还有一节课讲的是“死亡是什么?”,教孩子们面对不同生命的相遇和分别。“我们慢慢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可以滋养到他们生命里面。再回溯教育的时候,会发现它和学校的教育不一样,但又是学校教育可以嵌入的一部分。”

卢老师还提到一个叫做“巴别梦想家”的项目,是在十年前,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硕士到广西的一个村子支教,用十年的时间去陪伴村里的孩子长大。“他发现贫困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封闭——孩子们可能对各种各样的外界事物都不了解。所以他们探索了一套社会化的参与式的学习体系,让孩子们做自己的主人。现在他们有一批孩子已经读了大学,这批孩子说自己去外面是为了更好地回来。他们上了大学后办了一个理事会,研究怎么去支持更多的巴别乡孩子更好地成长,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和外面社会发生联系。”

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体会到公益的价值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力量,帮助每个人打开生命的无限可能。

卢老师提到,最后公益的受益对象不仅仅是孩子们,而且是那些助人者。所谓“助人自助”,志愿者们同样能获得生命的滋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倡导孩子们投身公益,最重要的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施舍什么,而是回归到每个人生命的过程。”

从“授人以鱼”到建立“渔业市场”

还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叫“活力亲子园”,这个项目看起来是把重点放在了孩子(2-3.5岁)身上,但孩子只是一个起点,最后有很大变化的反而是妈妈们。

“对于很多流动人口的妈妈而言,她们很难有带着孩子们开展亲子阅读等的空间和机会,许多妈妈也没有主动参加亲子活动的意识。另外就是流动人口往往在社区没有归属感,不容易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

亲子园项目团队挨家挨户找到这些妈妈免费做这些活动,让妈妈们可以带着孩子来玩儿,渐渐地参与一些律动课,绘本课。慢慢的,妈妈们开始借书回去每晚给孩子读,形成了一个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长时间的,大家形成一个共同体,平时在社区里开展各种各样的亲子活动和游戏,还有些妈妈最后加入了团队,成为志愿者和全职老师。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做这个亲子园活动的时候,会碰到孩子们打闹,难免磕磕碰碰。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妈妈们可能会有争执,怕自己的孩子被欺负。但我们与孩子家长聊了这件事时发现,活力亲子园的妈妈们不管是哪一方,都会更加平和和常态地看待这个事情,让每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之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和恰当的引导。

有一次我们遇到两个孩子发生点小矛盾,我们就问孩子为什么会打小伙伴,孩子说了非常可爱的理由,他说那个小伙伴吃了胡萝卜是在欺负胡萝卜,所以要替胡萝卜出头。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孩子的世界有自己的建构逻辑。我们在解决冲突的时候,首先家长没有冲突,孩子也并未感受到家长在非常严肃地训斥自己,就会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家长也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教育。”

这个项目一方面使得孩子们越来越有秩序感,学会了自我表达和与人沟通,家长不用再担心孩子未来去幼儿园有分离焦虑;另一方面妈妈们学会了在任何环境下都和孩子们建立高质量的陪伴,有些妈妈还通过这个项目改变了和家中另一个孩子及丈夫的沟通交流方式。

卢老师总结了公益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授人以鱼,如果他们缺少的是上学或看病的钱,我们可以提供帮助,就是给你一条鱼,或者是输血式的帮助;第二个阶段是授人以渔,是教授你技能,让受益人掌握维持生计的能力及教导孩子的方法,这就是造血式的帮助;第三个阶段是建立渔业市场,例如许多教育公益项目需要和教育局及学校的校长合作,实际上是把整个外部社会的“渔业市场”建立起来,系统化地解决问题,这也是公益到达的最高层级。

培养孩子们从小投身公益有什么阻碍?

随着高考制度改革,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要有十个小时的公益时长,这一举措会影响考生和家长们的心态,许多人也会开始思考,究竟大力倡导公益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国内目前真的有较好的鼓励并支持孩子们参与公益的土壤么?

卢老师其实也谈到,许多城市里的孩子面临着升学压力,家长和学生都会产生困惑,并不清楚公益具体能带给孩子什么,又会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影响升学。她说“我们能够感受到教育或相关部门,提出对孩子做公益时长的要求,实际上也是想去建构这样的文化氛围,但不是有了规定就能够构建起来,它需要有配套的支持系统才可以。而且需要学校和社会组织做一个对接,才能做好这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单独颁布这个政策就会有显得孤立无援,很难向前推进”。老师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的整体环境比较灵活,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关注孩子自我的成长,以及自我和外部社会的关系,并不是教条化地规定孩子要做十个小时,而是有一套社会对接系统,这套社会系统实际上就是志愿文化,它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基因里的一部分了。”

“另一个方面是许多家长对于公益的理解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甚至是跑偏的阶段,有的家长是抱着并不太科学的心态——让孩子看看别的孩子吃了多少苦的,或是让自己的孩子吃苦,类似于《变形记》里那样的体验,去让孩子参加公益的。另外,也有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的家长会担心孩子会受伤害,或者是影响学习。”卢老师提道,“就是太着急了,完全被高考这个指挥棒给影响了,不断地追求让孩子去多学习所谓的知识,或者是把志愿仅作为一种丰富实践经历的“工具”,其实没有发挥出公益或者志愿真正对孩子生命进行影响的价值。当然,这样的情况随着公益的发展正在逐步改善,我觉得形成一个较好的公益环境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

也有一些非专业的公益机构或个人会对孩子们有错误的引导,比如说“帮助贫困学生的时候,让孩子们在台上唱《感恩的心》,唱完还要下跪之类的”,卢老师强调公益并不是一种施舍行为,而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平等互助的态度去进行交往。“还有的项目是组织孩子们去看望烧烫伤的孩子,把血淋淋的画面呈现出来,观者和被看望的孩子都没有受到保护。”

“之前也有碰到过一些机构组织城市里的孩子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融合共建,却没有任何的引导,反而会让打工子弟的孩子们十分拘谨,局促,感受到自己和城市里孩子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还有的机构组织孩子们去养老院给老人们洗脚,一拨孩子洗完,另一拨孩子再洗,有的老人一天被洗了好几次,结果孩子和老人都没收获到实质性的帮助和温暖。”

这些情况都是目前在儿童教育公益领域存在的问题,十分需要专业的机构和人员做出健康有序地引导。

如何引导孩子们投身公益?

“首先家长或是学校,在选择公益机构时,要选择那些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的机构。其次就是需要具有专业性地公益组织以需求为导向做出志愿服务活动的设计,引导孩子在哪个环节互动,该在何时表达。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儿童保护的视角。”像之前提到的一些反面的案例,就是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反而是把打工子弟的孩子或是受伤害的孩子们标签化、道具化了。

“孩子们参与公益活动获得的是什么呢?从浅层次上说是一次丰富的体验,让他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让他去感知;第二个层面是在公益的环境里,孩子能获得人与人之间温暖信任关系的建构。第三个层面就是孩子渐渐自己会设立目标、形成独立的自我。比如去年99公益日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开始时不怎么愿意主动和人交谈,但出去做公益义卖时,非常大胆地说出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的目标是筹到1500元钱,把图书角建在甘肃省景泰县景泰乡的那个村子,逻辑非常清晰。这些孩子在活动中构建了一个场域,更加敢于尝试,对事情有了更好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也同时更清楚自己在生活中需要的是什么,不会盲从,有沉稳的判断力和独立的自我,也不会盲目地失落或自卑。”

“像我们每年会有很多公益项目会带着城里的孩子和新疆的孩子相互接触。这个接触的界面就会让双方共同地去看到对方伙伴身上美好的品质,是一种去标签化的活动,没有明确地区分谁是新疆来的孩子,谁是北京的孩子,而是大家共同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孩子们会发现原来生命有这么多种可能,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具体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参与公益,卢老师讲到三个层面:“第一是感受和体验,比如去听一场爱的分贝的音乐会,感受听力障碍的孩子是如何感受与表达的,这个可能幼儿园的孩子都能感受。第二是参与,孩子大一些了,可以参加郊游之类的活动,包括社区里的环保活动、文明养犬或是去美化社区井盖等等。第三个层面,一般到高中的时候,就建议选择自我决断性质的项目,让他们开始自己探索和尝试,培养自主性。”

“在领域方面,我们不建议做任何的限制,要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做。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喜欢小动物,就可以做一个关爱小动物方面的公益项目;孩子喜欢环保,就可以去做自然的探索;孩子喜欢跟别人交往和接触,就可以做这种儿童支持的项目,给他找一个小伙伴。也可以参与文化艺术体育等各方面的活动,做志愿者,做观众的引导。有时候我们大人觉得儿童做不了太多,但是其实是可以的。”

之前提到的专业引导也非常重要,“比如一个儿童公益活动中的足球比赛,有一些孩子如果在比赛中输了,可能会失落好久,如果不去做引导的话,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还比如说让孩子和一个智力障碍的小朋友接触,一起过一个生日会,也需要做出引导,让他感受到不同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让他变得更加愿意去理解和倾听。其实现在一些家长有这个心,孩子也都有这种兴趣,但最缺的就是专业化的品牌化的好的公益项目与之对接,这一点是现在最大的障碍。”

责编:王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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