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的故事

2018-11-29 10:31:47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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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自然是指我和妻子女儿一家三口。

故事还要从妻子怀孕时说起。那时的我,既欣喜又忧虑。欣喜的是,我要当爸爸了;忧虑的是,自己二三十年来,一直背着“可教子女”的沉重包袱度日。1977年,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娃娃,我的心里感到平静了许多——那个年代,我心里想的是,女孩子总比男孩子容易找个对象成个家啊!

回想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虽然被评为学校里的“三好学生”,但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不得不辍学到国家某部属机关的食堂当炊事员。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和单位里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一样,每天无忧无虑地工作、生活。机关里的人员大多是经历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老干部,他们对待我们这些小同志,往往昵称为“小鬼”。工作之余,常常在一起挥拍打乒乓球,鏖战在篮球场,或结伴郊游、唱歌……我在工作中还算是尽职尽责,但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做出了什么特殊的成绩,却在那年的5月里,参加了该部辖属的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同年底,还和单位为数不多的同事到人民大会堂,和其它单位的同志们一起,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并合影留念。

那时的我一直被幸福的光环包围。自己性格比较开朗,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每天仍是迎着朝阳生活、工作。业余时间除了打球娱乐外,还喜欢读小说、看报纸。这期间,一位科室老大哥,在一次闲聊时拿出自己的笔记本让我看,上面都是他从报纸刊物上摘录的锦句、词汇,说这些记录对自己学习写东西很有帮助。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摘抄报刊书本上的生动章节或冷僻成语,并借助词典学习。久而久之,自己心里萌动了想写文章的欲望。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多年来的习作也终于变成铅字,一篇小说在一家省级报纸上发表了。

这时我的女儿已是托儿所里的小朋友了。看着她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笑脸,我的脑海里也遐想联翩。女儿这一代人,以后必将为建设现代化的祖国付出更多的聪明与才智。但是,如果只有普通文化水平,即便能“写写画画”,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没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也很难成为某个领域的翘楚。我曾经从书报中了解到,被媒体赞誉为“老百姓的保健医生”“健康快车永远的列车长”的著名医学科学家吴英恺院士,他在年轻时读医学院期间,就是因为英语水平薄弱,在查阅英文版资料时很棘手,不得不利用星期天,和同学们一起到英籍教授家里,通过师生之间的英语交流来提高英文水平。同样是医学科学家的林巧稚,只因其父早年重视她的英语学习,使她在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后,可以专心致志投入到本学科的学习中去,最终成为一代妇产科名家。

如果女儿也能精通英文,那么将来她无论做什么工作,总要比其他人略胜一筹吧!于是,我利用公休日带着学龄前的女儿,走进了社会上开办的少儿英语学习班。垂髫之年的女儿,接受新生事物极为容易,很快就掌握了英语基础知识。上小学,尤其读中学、念大学时期的英语成绩一路领先。或许是因为女儿的英语水平出类拔萃,在临近大学毕业之时,一个赴德国留学的名额意外地被她获取。女儿能够出国留学,很让我们夫妻俩高兴了一阵。想当年,吾辈别说留学,就是想考大学的资格也没有啊!现如今,只要你有真本事,国家就会重用你。

女儿读书以至出国留学,哪哪都需要钱。我和妻子又是工人,当时每人月收入仅四十多元,没有其它额外的经济来源。为了给女儿宽松的学习费用,也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妻子在上岗下岗竞争激烈的那些年,自己完全可以留在岗位上继续工作的情况下,毅然要求提前退休,到社会上为他人做按摩、美容。早些年,我们一家三口居住在东城区某居民大院一间逼仄的小屋里。大院内住着“宝泉堂”浴池的按摩师张大爷。张大爷下班后,仍有患个头疼脑热的街坊四邻上门找他按摩。妻子每天晚饭后,为了让我和女儿能够静心“爬格子”、做功课,就到张大爷家串门。一来二去,居然也初步掌握了按摩技术。以后她又自费在社会上的美容培训班进修一段时间。这样,妻子就掌握了两门挣钱的本领。钱富裕了,我们三口并没有用在玩乐上,而是花费在智力投资方面。那年,《北京晚报》等单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文学创作培训班,妻子就积极支持我报名听课。得知新华书店上市新出版了《辞海》,五六十元一套,也赶紧买了下来。为了让女儿熟练掌握英语知识,巩固提高英语水平,我和妻子商量,给她花二百多元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两百多元,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在妻子和女儿的支持下,我的写作水平也有了长足进步。当一笔笔稿费汇到厂里,同事们羡慕地夸我是厂里的“笔杆子”。不久我被调到公司宣传部工作,负责每周一期企业报纸的编辑。以后又在朋友的关注、介绍下,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采访了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如欧阳山尊、严寄洲、石羽、刘江、陶玉玲等,把他们的传奇人生、辉煌业绩陆续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人物》等多家报刊上。为此严寄洲严老还表扬了我,夸我侧重写老同志是好事,没有被刚刚出道的那些“眼花缭乱”的“明星”“大腕”所迷惑。

确实,我在采访这些老同志的同时,自己也很受启发。这些老艺术家大多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去了。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导下,他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积极团结民众共赴国难。如欧阳山尊放弃自己优渥的家庭物质生活,从大城市奔赴条件艰苦的延安;严寄洲参加革命后,本可以踏踏实实的做导演工作,但他总想着有一天也亲自上战场,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一仗……他们为祖国而战、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教育了我,也激励了我的女儿。

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女儿,她的学习精神越发积极。上学期间,几乎没见她与同学去逛商场,或到舞厅“蹦迪”。尤其到了德国留学那几年,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她婉辞了国内同学、好友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来电来函、网上聊天等无聊琐事;也“无情”地限制老爸老妈经常对她的电话问候,只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业的王国里去。她淬砺奋发的学习态度,也使大学里的老师们感到惊讶和喜悦。女儿原本没有考虑继续深造,是教授建议她读博。如此一来,她更是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努力拼搏,最终获得了由科隆大学颁发的“教育学博士”学位证书。

如今我的女儿已工作多年,为中德文化交流积极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也退休十余年了,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每每想到这些,我和妻子就有几分感叹,若没有改革开放,很难想象我们的国家会有今天的空前大发展,妻子也不可能有“挣外快”的机会,更不会有我女儿的博士学位和我写作上的小小成绩。(王跃)

(《 人民日报 》2018年11月29日 24版)

责编:纪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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